工人之所以贫困,是由于仆从制度,而仆从制度的原因是执法;执法又是建设在有组织的暴力基础上的。因此,只有消灭有组织的暴力,才可能改善工人的状况。
然而有组织的暴力就是政府。岂非说没有政府人们也能够生活吗?没有政府社会就会杂乱,泛起无政府状态,一切文明结果就会毁于一旦,人们重新回到野蛮的原始时代。如果破坏现有的秩序,消灭政府,就会造成庞大的灾难:动乱、抢劫、凶杀,坏人横行无忌,好人将被奴役。不仅那些感应现有秩序利益的人会有上述想法,就是那些感应现有秩序对自己倒霉的人也是这样认为,他们无法想象没有政府暴力也能够生活下去。
我要说的是,破坏现有秩序会发生动乱和无秩序状态,这一点并不能证明这一秩序就是好的。“只要碰一下现有秩序,就会发生庞大灾难。
”这就像用成千上万块砖头;垒砌一个又长又高的立柱,只要挪动其中一块砖,所有的砖头就会垮坍下来。然而这并不能证明这种修建是合理的;恰恰相反,这讲明该立柱的设计很不合理,基础很不牢靠。
现在的国家机构也是一样的不自然、不牢靠,稍微碰一下就可能摧毁它;这不光不能证明它是必须的,反而讲明,纵然在已往某一时期它是必须的,现在它已经不被需要了,因此是有害的、充满危险的;在这种机构里,社会上的所有罪行不光没有淘汰,反而越来越多,因为它们获得辩护或被隐藏起来。在这种依靠暴力来治理的国家里,所谓的人民幸福只是一种虚假的外表,而那些可能破坏这种外表的工具,如啼饥号寒的穷人、无钱治疗的病人、在社会上混的无业游民等等,都被隐藏到人们看不到的地方。但这并不即是说这些人就不存在。
恰恰相反,这讲明,这样的人数量之多,以及政府对他们的迫害之残酷。破坏政府的运动,特别是停止政府的任何运动,也就是停止有组织的暴力,会毁掉我们生活那种歌舞升平的外表,却不会毁掉我们的生活,只是袒露出那些曾被隐藏的工具,从而让我们有可能去纠正它们。
直到最近,也就是本世纪末,人们都相信没有政府就无法生活。然而现在人们已经开始挣脱幼稚状态,搞清楚了自己生活的真实条件。
他们当中已经有人站出来对政府说:“你们告诉我们,如果没有你们,周围国家的人民如中国人、日本人就会来打我们。然而我们从报纸上得知,没有任何人用战争来威胁我们,只有你们这些统治者,为了一些我们并不知晓的目的而相互愤恨,最后打了起来,却又打着掩护人民的幌子,就像你们现在对喜好宁静的中国人所做的那样。“你们为了养活庞大的陆军和水师、购置大量武器装备、修筑战略铁路,所收的钱粮之极重让我们破产。
你们说是为了我们的幸福才维护土地私有制,然而这种维护却让所有的土地落入那些不劳而获的公司、银行家、富人手中。“我们大多数人失去土地,被那些不劳而获者所统治。
你们制订土地私有制的执法不是为了维护土地的私有权,而是要从劳动者那里抢掠土地。“你们声称,你们掩护任何一小我私家的劳动产物,实际上在你们所谓的掩护下,所有那些生产珍贵物品的人都无法获得自己劳动的价值,其生活不得不依赖于那些不劳而获者。
”到了世纪末,人们开始这样来明白事情和揭晓意见。最近五、六年来,无论在都会还是乡村,无论在欧洲还是俄罗斯,人民在社会舆论方面都发生了基础变化。有人说,如果没有政府,就没有人们需要的文化、教育、社会等方面的机构。
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。情况恰恰相反,在现代生活中,人们自己来摆设生活,要比统治者给他们的摆设好得多。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干与,人们可以组织起种种社会机构如工人团结会、互助社、铁路公司、劳动组合、工团;其实就是政府在干预干与,这样的组织也建设起来了。
那么,为了某种社会事业,自由的人们就可以不用暴力自愿地筹集到足够的款子来为它捐钱,并建设其相应的机构。同样的,他们也可以不用暴力来建设起自己的法庭。
已往曾有过受到被审讯者信任的法庭,因此整个审判历程并不需要用暴力来维持。这样的法庭未来也会有。由于我们恒久受到仆从制度的迫害,难以设想那种没有暴力的治理。
俄罗斯的村社如果可以迁移到遥远的地方,政府无法干预干与他们的生活,他们自己筹集捐钱建设自己的治理机构、法庭、警员,只要不受到政府暴力的干预干与,就会过着幸福的生活。同样的,他们也会在普遍同意的情况下分配土地的使用权。在乌拉尔的可萨克人不认可土地私有制,他们的生活是幸福和安宁的,这是在用暴力维护土地私有制的社会所不行能有的。
现在另有一些村社不认可小我私家的土地私有权。就我的印象所及,整个俄罗斯人民已往都不认可土地私有制。
通过政府的暴力去维护土地私有制,不仅无法消除争夺土地私有权的争斗,还会加剧这种争斗;实际上,这种争斗多数是政府暴力造成的。如果不去维护土地私有制,土地价值就不会提高,人们就不会挤在一个地方,而会向空闲的地方流动;这样空闲的地方在地球上另有许多。然而现在土地私有权的争斗不停,其争斗的工具就是政府关于土地私有制的执法。
在这一争斗中赢利的往往不是那些土地上的劳动者,而是到场政府暴力的人。在劳动产物方面的情况也一样。真正由人们生产的生活必须品总会受到社会习俗、舆论、正义感和人们之间的情感的掩护,基础不需要由暴力来掩护。
如果几万亩森林属于一人所有,而周围几万人却没有柴烧,那么这座森林是需要暴力来掩护的;如果某个工厂的工人祖祖辈辈受聚敛,这个工厂也需要用暴力来掩护;如果一小我私家占有几十万普特的粮食,等到灾荒来暂时高价卖给饥饿的人们,那么这些粮食也需要用暴力来掩护。如果一个农民是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,那么除了田主和政府,谁都不会去掠夺他种植的庄稼,哪怕是道德上最为堕落的人也不会去做这事;也不会去抢夺他用来养活自己孩子的奶牛,或者抢夺去他自己制造的用来生产的木犁、镰刀和铁锨。有人说如果消灭土地和劳动产物的私有权,人们担忧自己的劳动结果会被人掠夺,因此谁都不会努力劳动了。情况恰恰相反。
现在实行的用暴力来掩护非法的私有产业,才会大大地削弱人们在使用物品时的公正意识。那种“没有有组织的暴力,人们就不能摆设自己的生活”的说法是没有任何凭据的。如果说,没有人对牛马行使暴力,牛马就不能生存,似乎另有一点原理,那么要说差池人们使用暴力,他们就不能生存,就是毫无原理的了。
因为对人的暴力并不是什么更为高级的动物来行使的,而是跟他们一样的人;为什么人们应该听从那些掌握权力的人的暴力呢?岂非这些人是比他们更有理性吗?这些人对人行使暴力,仅此一点就讲明,他们要比听从他们的人越发没有理性。就我所相识的,中国实行的科举制度并不能保证那些掌权者都是最有理性的优秀者。
同样的,在欧洲国家,那种世袭制度或选举制度也不能保证做到这一点。情况往往是相反的:那些能够钻进政府机构的人往往要比其他人越发鲜廉寡耻、毫无道德。人们通常的说法是,如果没有政府,也就是没有暴力,我们怎么能生存呢?实际上这话应该反过来说:人是有理性的动物,如果他们不把理性的和谐放在首位,而是把暴力视为自己生活的内在,他们怎么能够生存呢?人要么是理性的动物,要么是没有理性的。如果他们没有理性,所有的事情都得靠暴力来解决,但没有理由让一些人具有行使暴力的权力,而另一些人没有这种权力,因此政府的暴力没有存在的理由。
如果人是有理性的动物,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应该建设在理性的基础上,而不是建设在那些获取权力者的暴力之上,因此政府的暴力同样没有存在的理由。——今世仆从制度【本文摘自《托尔斯泰自述》(黄忠晶编译,天津人民出书社2018年版)一书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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